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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知识界、思想界的学术生产向西方媒体报道中国输出了“常识”与“元认知”。然而,西方学术界对中华文明却存有系统性误读。误读的产生既与全球帝国主义时代的霸权相关,也同20世纪80年代我国复兴的传播学相对聚焦媒介呈现、研究层面偏向实证和微观,缺乏对中华文明和文明交流互鉴的解释的主动权有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以及中国新闻传播学界为响应国家“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号召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背景下,本研究认为,国际传播研究应拓宽时空维度,实现文化或者文明的转向,即在文化历史唯物主义的启发下,从文明交流互鉴的视角出发,挖掘形而上和形而下相结合的、作为活的生活方式的物质媒介,探索、挖掘文明交流互鉴中的传播研究。
Abstract:(1)胡智锋、刘俊:《主体·诉求·渠道·类型:四重维度论如何提高中国传媒的国际传播力》,《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4期,第5-24+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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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姜飞:《国际传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利益、边界和秩序的接力》,《新闻与写作》,2021年第10期,第5-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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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庆安、刘勇亮:《多元主体和创新策略: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国际传播叙事体系构建》,《新闻与写作》,2022年第12期,第21-28页。
(6)(25)虞鑫:《超越帝国:国际传播的普遍主义迷思及其范式转型》,《新闻与写作》,2022年第12期,第5-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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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沈卫荣:《想象西藏:跨文化视野中的和尚、活佛、喇嘛和密教》,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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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张迪:《文明交流互鉴下的中国国际传播研究:范式创新与路径重构》,《新闻与写作》,2022年第12期,第29-36页。
(28)[英]李约瑟:《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袁翰青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
(29)[英]李约瑟:《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袁翰青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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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Kroeber.A.L.Stimulus Diffusion.American Anthropologist,vol.42,no.1,1940,pp.1-20.
(45)季羡林:《糖史》,2009年版,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46)新华网:《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2014年3月28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3/28/c_119982831.htm.
(48)刘海龙:《媒介物质性之后》,《新闻与写作》,2022年第8期,第1页。
(49)胡翼青、张婧妍:《作为媒介的城市:城市传播研究的第三种范式——基于物质性的视角》,《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第144-157+172页。
基本信息:
中图分类号:D820;G206
引用信息:
[1]苏婧,张镜,王浩旭.国际传播的文化转向:发掘文明交流互鉴中的传播研究[J].新闻与写作,2023,No.467(05):91-98.
基金信息: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认同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8ZDA32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023-05-05
2023-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