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认知战引发了数字时代权力结构与公共领域的深刻危机，以此为起点，本研究旨在剖析算法认知战的运作逻辑、社会后果与治理路径。首先，界定了问题域的转换，指出从计算宣传演进为算法认知战，传播逻辑从制造共识的劝服转向了精准分裂的操纵。其次，揭示了技术的合谋机制，分析了非人行动者（社交机器人）如何通过类人化展演实施政治腹语，以及推荐算法如何将情感与认知偏差武器化，实现从显性议程设置到隐性认知框架植入的深层操控。进而，探讨算法认知战对公共领域的结构性消解——深度伪造导致的真相液化与信任危机、回声室效应下的共识断裂与再部落化，以及平台资本主义语境下的权力隐身。针对上述挑战，本文提出中国语境下治理转向与规范重构的可能路径：在安全逻辑上，确立从被动防御向认知主权范式的转换；在伦理维度上，推动算法治理从工具理性向技术向善的价值理性回归；在主体层面，通过培育认知韧性与数字公共文化，实现从防御逻辑向主体能力建构的跨越，从而在全球数字治理中构建自主可控且具韧性的伦理秩序。
以“龙舟竞渡”为代表的民俗实践，凝结着地方性的生命经验和文化智慧。随着短视频的兴起，这一地方性知识的存续形态发生了变化。通过对广东地区“龙舟竞渡”影像的多模态分析，发现作为一项典型的地方传统，其在数字传播过程中重新组合了视觉符号、情境场所、民俗程式及身体展演，从而完成了从在地经验向媒介文本的知识转化。以“跨地方性”为理论指引，研究继续审视了影像创作实践与公共话语中的地方性表征，发现数字语境下“龙舟竞渡”的地方性呈现出依托多尺度建构与多地理节点联结的“可折叠”特质。透过这一区域媒介事件的考察，本文对地方知识的数字转化以及媒介地方的空间属性进行了理论探讨。
数字传播突破了传统传播的时空桎梏，为地方性知识的生产、传播与再生产提供了全新场域。时间性是地方性知识的核心特质，其传承创新始终与历史、当下、未来的时间维度深度绑定。而历史文化街区作为承载地方性知识的文化生命体，在数字传播下的知识再生产本质是其文化生命焕新过程。本研究立足历时性、共时性、未来性三重时间视角，以西安大雁塔唐文化街区、袁家村关中文化街区等四大历史文化街区为考察对象，探究数字传播语境下地方性知识再生产过程中的时间性问题。不同时间维度形成互嵌共生的运行机制，推动街区以“文化生命形式”焕新，但流量逻辑与商业利益导致文化根基表层化、传播与内涵脱节、技术创新偏离地方性等时间性失衡问题。为此，需构建历时性扎根、共时性赋能、未来性引领的优化路径，通过系统性数字建档、差异化体验联动、本土化技术融合，实现数字技术与地方文化的深度耦合，为地方性知识创新生产与活态传承提供实践参考。
当下，人们的日常生活被媒介技术体系不断数据化。数字技术已成为生活方式与地方文化重要的新生存语境，既为民族文化的数字化转化提供了全新表达方式和更多“被看见”的机会，也使得民族文化和地方性知识经由“抖音化”“小红书化”等过程，沦为一种标准化、数据化的景观性表达。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数字技术给乡村生活和民族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哪些变化？地方性知识是否还存在？其边界是否会被重塑乃至生成新的样态和多元文化表达方式？本文基于田野经验与研究案例，提出以“时空框架”作为研究进路，研究者应在具体分析中进入特定的时空场景，理解地方性知识在生成与转化过程中所具有的文化、地方与历史延续性，关注其在本土情境与数字技术介入下产生、承续、演变和发展的动态过程，从而发掘鲜活独特的地方性知识的真正魅力。这一路径有助于避免将地方性知识及其实践硬塞入统一的媒介技术图式之中，也能更清晰地揭示数字时代对地方性知识的塑造与改变。
在数字新闻生态中，地方知识主要经由三重机制被重新组织：其一，算法机制决定何种内容能够被看见并获得更广泛传播；其二，特定的叙事方式不断重塑这些内容；其三，用户在互动实践中持续为其赋予新的意义。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原本潜隐于日常生活中的地方经验逐渐转化为可被识别、传播与反复阐释的公共知识。但这一转化并非自然而然地展开：算法的选择性呈现，在认知层面影响人们看见什么、理解什么；用户带有表演性的参与，在行动层面改写地方知识的表达与流通；不同群体在技术接入上的差异，则在结构层面划定了地方知识再生产的边界。由此，数字新闻生态中的地方知识再生产并非封闭的技术工程，而是一种持续展开、动态生成的开放状态，它使地方知识以新的媒介化形式参与塑造了人机共生时代的经验历史。
播客为透明性这一日益显著的新闻规范提供了新的实践可能。基于对代表性媒体播客节目的主题分析和深听，以及对媒体播客制作人的访谈，研究发现，当前媒体播客的透明实践主要包括披露生产后台与阐释专业规范两方面，并通过主播个人的观点、故事和情感得以呈现。这种个人信息披露一方面得益于播客以声音和对话为主的形态特征，体现了听觉媒介的本真特征，另一方面则呼应了听众对本真体验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情感联结的期待。播客平台的互动功能也使听众能够评价和参与媒体的透明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修复新闻透明的公共性危机。媒体播客将过去以机构为主体的、制度化的透明规范拓展为将公众深度纳入的本真透明实践，并且建构了一种与公众有更强的关联性和亲密感的“可亲近的专业性”。
传统知识生产时代，只有少量地方性知识被旅行家偶然发现，或以其他方式实现小范围传播，大多数地方性知识则难以进入更广阔的公共视野。现代化、城市化和全球化既导致了部分地方性知识的边缘化与衰退，也为其被重新发掘与再生产提供了条件。在数字时代，原本依附于地方实践与日常经验的地方性知识得到了更多传播、转译与重新生产的机会。本文围绕着“地方何以全球”的命题，从平台传播、跨文化流动与算法机制三个层面思考地方性知识的再生产。短视频、直播与社交平台等数字媒介重塑了地方性知识的显现界面；在溢出原有地方之后，地方性知识不断经历转译与重组，并在新的语境中被重新理解和安置；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又使地方性知识从“阐释对象”转向“生成资源”，地方越来越作为可调用的风格、语义与场景进入算法系统。因此，地方性知识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其脱离地方，而是意味着它在新的关系网络中被重新组织，并以“文化回路”的形式进一步作用于地方的自我建构和再生产。
“文物回家”报道既是对“家”隐喻的调用，也为理解家国天下传统观念在当代媒介叙事中的书写路径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微的观察窗口。研究选取《人民日报》的“文物回家”相关报道为研究对象，借助费尔克拉夫的话语分析框架考察“家”作为核心隐喻的意义生产机制。研究发现，报道文本以“家”为核心符号，呈现批判、反思、解释与保护四类核心话语，构成了垂直、水平与离散三种互文关系，共同编织出“记忆-情感-行动”的意义链条，进而建构了“复兴的家”“天下一家”与“远方的家”三重意象。这一体系化话语建构过程将抽象的传统理念转化为可感知、可传播、可践行的当代共同体话语，同时揭示了大众媒介在具体议题中激活传统观念、书写家国认同的内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