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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如何更好地推进传播研究，从而不断加强学科自主性，建构中国自主的传播学知识体系，是亟待破解的重大课题。进入“万物皆媒”的数字时代，詹姆斯·凯瑞关于传播研究转型的思路和方向仍具有普遍性的方法论意义。具体言之，只有将“人”作为价值标尺，才能深刻把握媒介和传播技术的本质，从而为传播研究注入思想和理论的“活的灵魂”；超越狭隘的媒介观，紧紧抓住媒介尤其是数字媒介这个关键变量，重点思考如何将其从“背景地位”提升至“前景位置”，这不仅是夯实传播学学科基石的必由之路，而且是提升传播学学科地位的重要之举；数字传播形态相较传统媒体时代发生了质的变化，传播如何以促进公共生活福祉为核心旨归，通过共享的符号体系建构“一个有秩序、有意义的文化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传播研究的格局和高度。
Abstract：(1)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8页。
(2)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关于修订版》,第1页。
(3)(4)(5)(6)(8)(9)(20)(21)(23)(24)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见G.斯图亚特·亚当所作《序一》。
(7)(22)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见潘忠党所作序二:《与谈凯瑞》。
(10)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7—38页。
(11)习近平:《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258-261页。
(12)主要成果可参见:黄旦:《延伸:麦克卢汉的“身体”——重新理解媒介》,《新闻记者》,2022年第2期,第3-13页;胡翼青、谌知翼:《作为媒介性的生成性:作为世界的媒介》,《新闻记者》,2022年第10期,第3-15页;高慧琳、郑保章、孟建:《从“媒介即讯息”到“数据即讯息”:对麦克卢汉媒介观在大数据时代延伸的哲学思考》,《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22年第1期,第122-128页;吴畅畅:《“人人都是一台精神机器”:麦克卢汉媒介观隐藏的线索》,《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年第5期,第5-23+126页。
(13)胡翼青:《显现的实体拟或意义的空间:反思传播学的媒介观》,《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2期,第30-36页。
(14)胡翼青、马新瑶:《作为媒介性的可供性:基于媒介本体论的考察》,《新闻记者》,2022年第1期,第66-76页。
(15)郭小安、赵海明:《媒介的演替与人的“主体性”递归:基特勒的媒介本体论思想及审思》,《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6期,第38-54页。
(16)詹姆斯·凯瑞:《电子革命的神话》,载《作为文化的传播》,第123页。
(17)詹姆斯·凯瑞:《电子革命的神话》,载《作为文化的传播》,第123—134、174页。
(18)胡翼青:《人是媒介的延伸》,《新闻与写作》,2022年第9期,刊首语。
(19)李金铨、於渊渊:《传播研究的“跨界”、“搭桥”与“交光互影”——与李金铨教授谈方法论》,《新闻记者》,2018年第7期,第42-52页。
(25)詹姆斯·凯瑞:《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载《作为文化的传播》,第32—33页。
(26)詹姆斯·凯瑞:《技术与意识形态——以电报为个案》,载《作为文化的传播》,第185页。
(27)詹姆斯·凯瑞:《电子革命的神话》,载《作为文化的传播》,第127页。
(28)詹姆斯·凯瑞:《对“大众”和“媒介”的重新构想》,载《作为文化的传播》,第76-77页。
基本信息:
中图分类号:G206
引用信息:
[1]冯建华.数字时代如何更好地研究传播——重思詹姆斯·凯瑞传播观的方法论意义[J].新闻与写作,2023,No.467(05):61-68.
基金信息: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全媒体时代公共传播治理的理论创新研究”（编号：20BXW079）的阶段性成果
2023-05-05
2023-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