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与写作

参考文献

(1) Mark Deuze，“What is journalism?: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ideology of journalists reconsidered，”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vol.6,no.4,2009,pp.442-464.

(2) Vos Tim,Joseph Moore.Building the Journalistic Paradigm:Beyond Paradigm Repair.Journalism,vol.21,no.1,2020,p.17-33.

(3)杨保军：《论新闻理论研究的宏观走向》，《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8期,6-21页。

(4)有学者研究认为，数字新闻学（digital journalism）作为一种新的理论体系，可以对规范范式、经验主义范式、社会学范式和全球比较范式四种传统新闻学的理论范式实现突破。本文延续这一新闻理论范式分类，将数字新闻学作为“第五种”新闻理论范式。参见常江：《数字新闻学：一种理论体系的想象与建构》，《新闻记者》，2020年第2期，12-20页。

(5)罗伯特·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唐少杰、齐心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45页。

(6)杰弗里·亚历山大：《社会学二十讲：二战以来的理论发展》，贾春增、董天民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5页。

(7)埃米尔·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33-34页。

(8)需要指出，有学者借鉴社会学研究的区分方法，指出了“新闻理论”（theory about the press）和“新闻学理论”（theory of the journalism）的差异，后者更具有鲜明的学科建制色彩以及理论构造（theoretical construction）特征。参见朱至刚：《“我们”为何以“新闻”为起点--试析<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的理论构造》，《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106-113页。

(9)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6-160页。

(10)约翰·杜海姆·彼得斯：《奇云：媒介即存有》，邓建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42-44页。

(11)关于这一问题，目前已有一些研究尝试作出解释，例如周睿鸣、徐煜、李先知：《液态的连接:理解职业共同体--对百余位中国新闻从业者的深度访谈》，《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7期，27-48页；李泓江：《生活世界与新闻的关系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1年。

(12)米切尔·斯蒂芬斯（Mitchell Stephens）将新闻比作社会知觉，为人们提供社会意识和安全感。参见米切尔·斯蒂芬斯：《新闻的历史》（第三版），陈继静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11页。

(13)张涛甫：《新闻传播理论的结构性贫困》，《新闻记者》，2014年第9期，48-53页。

(14)姜红、印心悦：《走出二元：当代新闻学的“实践转向”--问题、视野与进路》，《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126-131页。

(15)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4页。

(16)乔治·瑞泽尔：《古典社会学理论》（第六版），王建民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第470-471页。

(17)杨保军：《论理论新闻学的问题体系》，《编辑之友》，2020年第2期，5-10页。

(18)有学者认为，在人类的大众新闻业时代前，就有关于新闻的知识积累，可以称之为新闻学研究的“史前”阶段，表现为规范化理论的色彩。参见卡琳·沃尔-乔根森、托马斯·哈尼奇：《当代新闻学核心》，张小娅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页。

(19) Mark Deuze,Tamara Witschge:Beyond Journalism:Theoriz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Journalism.Journalism,vol.19,no.2,2018,pp.165-181.

(20)杨保军、李泓江：《新闻学的范式转换：从职业性到社会性》，《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年第8期，5-25页。

(21)Steen Steensen,Laura Ahva:Theories of Journalism in a Digital Age.Journalism Practice,vol.29,no.2,2014,pp.1-18.

(22)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克里斯·安德森受到马修·富勒（Matthew Fuller）提出的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ies）以及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数字媒介思想的影响，并将块茎思维等哲学概念运用到新闻生态的分析中。参见马修·富勒:《媒介生态学:艺术与技术文化中的物质能量》，麦颠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吉尔·德勒兹、费利克斯·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二）：千高原》，姜宇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

(23) Chris Anderson:News ecosystems.//Witschge,T.,Anderson,C.W.,Domingo,D.,&Hermida,A.(Eds.).The SAGE handbook of digital journalism.Sage,2016,pp.410-423.

(24)施蒂格·夏瓦：《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刘君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20-24页。

(25)戴宇辰详细分析了ANT理论与媒介研究的理论史，并指出媒介化研究与ANT的“重逢”为未来的传播研究提供了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的启发。参见戴宇辰：《“旧相识”和“新重逢”：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媒介(化)研究的未来--一个理论史视角》，《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4期，68-88页。

(26) Wahl-Jorgensen,K.,&Pantti,M.,Introduction:The emotional turn in journalism.Journalism,2021,vol.22,no.5,pp.1147-1154.?

(27)尼克·库尔德利：《媒介、社会与世界：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2-58页。

(28)姜红、印心悦：《走出二元：当代新闻学的“实践转向”--问题、视野与进路》，《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126-131页。

(29)周宁：《东方主义：理论与论争》，《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15-21页。

(30)王润泽、谭泽明：《沟通：百年中国新闻实践的核心理念》，《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0月12日第4版。

(31)涂凌波：《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观念的产生、制度化与历史实践》，《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年第10期，86-96页。

(32)沙垚：《以古为新：一种面向未来的新闻传播史研究视角》，《南京社会科学》，2021年第8期，110-117页。

(33)黄旦：《重造新闻学--网络化关系的视角》，《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1期，75-88页。

(34)杨保军：《论新闻理论研究的宏观走向》，《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8期，6-21页。

(35)这里谈的先后关系是从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逻辑出发进行的分析，并非是指时间上的“先后顺序”。换言之，研究者当然可以吸取古今中外的知识后再展开研究，但是一旦展开具体的研究，那么从逻辑上讲首先要处理的对象和问题必定是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的。

(36)李金铨：《传播研究的时空脉络》，《开放时代》，2017年第3期，209-223页。

(37)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军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130-131页。

(38)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军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132页。

(39)(40)黄宗智：《探寻扎根于（中国）实际的社会科学》，《开放时代》，2018年第6期，159-177页。

(41)谢立中：《社会理论：反思与重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31-334页。

(42)Nerone,J.,“The historical roots of the normative model of journalism,”Journalism,2016,vol.14,no.4,pp.446-458.

(43)贺雪峰：《在野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67-106页。

(44)张涛甫：《新闻学理论创新：问题与突破》，《新闻记者》，2015年第12期，14-19页。

(45)吴飞、任溦溦：《“否思”新闻学》，《新闻与写作》，2018年第1期，第16-23页。

(46)胡钰：《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时代背景、理论起点与概念内涵》，《新闻与写作》，2021年第7期，5-14页。

(47)李海波、张垒、宫京成：《格局与路径：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创新刍议》，《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年第7期，5-16页。

(48)费孝通：《美好社会与美美与共：费孝通对现时代的思考》，北京：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9年，第358-359页。

(49)姜华、张涛甫：《传播结构变动中的新闻业及其未来走向》，《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8期，185-2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