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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振兴时代探讨媒介对于乡村文化生活的意义,我们需要关注在不同的媒介发展阶段,媒介是否充分发挥了其"呈现"与"连接"的作用。本文以1949年以来乡村媒介史为脉络进行粗线条的爬梳,试图呈现一种更为真实的媒介与乡村文化生活的面貌。从广播到电视,再到以微信、短视频为代表的移动终端,乡村民众在一次次技术浪潮中获得解放,由乡村叙事中的"他者"转变为自我言说的"主体"。这不仅彰显了农民主体性和公共意识的崛起,更是打破城乡二元对立格局,推动乡村振兴的发端。但数字时代的新媒体传播能否真正重启乡村公共文化生活,依然值得深思。
Abstract：(1)李良荣:《新闻学概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页。
(2)方晓红、贾冰:《论〈人民日报〉“农民形象”塑造--兼议衡量媒介三农报道的一个重要指标》,《新闻界》2005年第8期。
(3)《宁波大众》,1958年10月16日第3版。
(4)沙垚:《吾土吾民:农民的文化表达与主体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60页。
(5)杨星星、孙信茹:《电视传播语境中的少数民族乡村文化建构》,《现代传播》2013年第6期。
(6)沙垚:《向往的生活:乡村振兴的多元主体》,《现代视听》2019年第5期。
(7)黄艾、熊皇:《大众传媒与农村社会发展的历史互动与现实路径》,《湖北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8)陈新民,王旭升:《电视的普及与村落“饭市”的衰落--对古坡大坪村的田野调查》,《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4期。
(10)丁未、田阡:《流动的家园:新媒介技术与农民工社会关系个案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2期。
(1.1)牛耀红:《网络公共空间与乡土公共性重建》[D],南京师范大学,2018。
(12)高莉莎:《“移动主体熟人社会”:基于少数民族农民工手机微信使用的研究》,《新闻大学》2018年第4期。
(13)孙信茹、杨星星:《媒介化社会中的少数民族村民传播实践与赋权--云南大羊普米族村的研究个案》,《现代传播》,2012年第3期。
(14)(15)刘楠、周小普:《自我、异化与行动者网络:农民自媒体视觉生产的文化主体性》,《现代传播》2019年第5期。
(15)高莉莎:《“移动主体熟人社会”:基于少数民族农民工手机微信使用的研究》,《新闻大学》2018年第4期。
(16)雷蒙·威廉斯:《希望的源泉:文化、民主、社会主义》,祁阿红、吴晓妹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封底。
(17)Mc Quail:Processes Of media effectsin O.Boyd-Barrett&P.Braham(EDs),Mediam,knowledge and power[M].Lodon,Rout ledge,107-180。
基本信息:
中图分类号:G206;D422.6
引用信息:
[1]沙垚,张思宇.公共性视角下的媒介与乡村文化生活[J].新闻与写作,2019,No.423(09):21-25.
2019-09-05
2019-09-05